.pdf | 傅国涌《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读书笔记

作家傅国涌先生于今年的早些时候去世。我在几个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读到了不同人对他的悼念和追忆。其中卢昌海先生的微博是这样说的：

得悉作家傅国涌去世， 昔日读过他的《1949 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印象不错， 后来（一晃也已是十几年前了）在一段由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谈及傅斯年的文字里提到过该书， 转在这里做个纪念：

「傅斯年……早在老共的恶迹尚未彰显（因为在野）， 很多知识分子被其主张所吸引， 成为虔诚的左派时， 就很锐利地看穿了老共的本质。 他的洞悉之深入简直能与今天海外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相比， 而后者是经历了 49 年之后那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事件后才有这等认识的 （即便经历了那么多事件， 有那样深入认识的知识分子也仍是极少数）。 不过， 就对傅斯年观点的介绍而言， 我觉得《南渡北归》一书不如一本题为《1949 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的书， 后者的作者为傅国涌， 其中有关傅斯年那一章参照了很多傅斯年的日记、 书信等。 可惜因为傅斯年对老共的观点实在太一针见血了， 该书出版时有关傅斯年那一章遭到整体删除， 其余章节也惨遭编辑修理， 后来在港台才出了完整版——即我所读的那个版本。」

提到了傅国涌先生的书《1949 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版本

此书至少有 3 个版本。前 2 个版本正如上方的微博所说，我买到的是第 3 个版本：

• 大陆的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的《1949 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简体汉字。网络上的电子版往往是这个版本。
• 台湾的八旗文化 2009 年出版的《抉擇：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正体汉字。网络上难以搜寻到此版本的电子书，实体书在各个网店也已售罄。
• 日本的读道社 2023 年出版的《去留之間：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简体汉字。2025 年与壹嘉出版在美联合发行，美国亚马逊上出售的基本就是这个版本。

三个版本收录的人物及其顺序不同，以读道社版的顺序为基准比较如下：

人物 \ 顺序 \ 版本	长江文艺版	八旗文化版	读道社版
包天笑	2	6	1
陈光甫	3	7	2
胡适	6	2	3
傅斯年	✖	1	4
张元济	1	5	5
柳亚子	4	8	6
竺可桢	5	9	7
梁漱溟	7	3	8
宋云彬	8	✖	9
夏承焘	9	✖	✖
夏衍	10	11	10
胡风	11	10	11
沈从文	✖	4	12
徐铸成	✖	12	13

内容

本书所写人物的顺序，三个版本各有差别，而且看不出明显的排序依据。

如果依据他们在 1949 年节点的历史选择，对待中国共产党从反感到中立，到统一战线的“同路人”，再到身为地下党员，可作如下排序：

傅斯年、胡适、陈光甫、包天笑、沈从文、竺可桢、徐铸成、胡风、张元济、梁漱溟、柳亚子、宋云彬、夏衍

傅斯年

• 背景：1896 年生人。1919 年在北大求学，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天安门前学生集会的总指挥）。后留学英德，毕业后回国在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任教职和管理职。内战爆发前曾随团到访过延安，在公私场合和毛泽东交流过。
• 选择：1949 年 1 月份接受任命，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 后果：1950 年在台湾病逝。

共产党对傅斯年不错，因其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以及五四运动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按照中共的近代史叙事——狭义的五四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后面忘了；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月四日的行动表明，中国人民意识到一战并非“公理战胜强权”的正义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之间地缘政治的一次利益再分配，一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开始转向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间接促成了中共的产生。

但是傅斯年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印象极差，公开反对。这些言论见于——

• 雷震主编《自由中国》创刊号上的《自由与平等》
• 1949 年 12 月 5 日演讲《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
• 1950 年 2 月 16日《自由中国》第二卷第四期《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
• 1950 年 4 月 16 日《自由中国》第二卷第八期《共产党的吸引力》

在“解放战争”末期甚至随身预备了毒药，做好了一旦被共军俘获就自杀的觉悟。

之所以将他排在胡适前面，一方面是因为在本书中收录有他公开发表的反共言论；另一方面是他对蒋介石十分支持，1950 年蒋介石复职中华民国总统时，曾在《中央日报》刊登贺电，不像胡适与蒋介石之间互有介蒂。

另外一件值得一记之事，是 1949 年 4 月 6 日警备司令部指控 14 名台大学生，第二天增加到 23 名。4 月 7 日台大行政会议决定由校长向政府向当局接洽，提出 4 点要求：

1. 凡载在名单内之被捕学生，迅即移送法院审讯；
2. 凡不在名单内而被捕之学生，即予释放；
3. 以后如不发生新事件，绝不再行拘捕学生；
4. 准许学校探视被捕学生。

与此事相对比的是，他曾协助国民党当局将一千多名左倾学生遣返回大陆。

与前事相对比的是，他做校长那年的台大学生可以不读三民主义，不升旗。

在“民主自由的灯塔”美国一方面发生警察进入大学校园捕人、政客逼迫大学校长辞职之暴政，另一方面年轻人的思想确实魔怔的今天，有笔而记之的必要。

胡适

• 背景：1891 年生人。1910 年赴美留学。1917 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跻身新文化运动骨干行列。抗战期间曾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 年回国担任北大校长。
• 选择：1948 年 12 月 15 日飞离北平。1949 年 4 月赴美。1958 年赴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 后果：其子胡思杜留在大陆，1950 年 9 月 22 日发文批判自己的父亲。1957 年 9 月 21 日胡思杜在反右运动中被逼自杀。胡适本人 1962 年去世，至死不知儿子的死讯。

共产党对胡适很不客气，曾在“解放战争”大局已定进入垃圾时间后，在官媒上钦点其为内战的“战犯”。这种敌意其实并不深重，更多地是一种统战收买失败后的气急败坏：

1956 年 2 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二届二次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当时在场的作家唐弢听到了这一番话。

胡适对共产党也没有太多恶言，但是其跑路时机之精准，说明其立场之坚定、思路之清晰。

之所以将他排到傅斯年之后，一方面正如傅斯年自己所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与国民党蒋介石实际也不对付，而且其舍寿晚于傅斯年，有足够的时间体现出他与蒋之间的政治分歧，比如雷震/自由中国事件。

陈光甫

• 背景：1881年生人。曾留学美国。企业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的创办者。
• 选择：1949 年以治病为由滞留香港，观察局势。
• 后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留在大陆的网点被公私合营。1954 年移居台湾，设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管理处，1965 年恢复营业至今。1976 年去世。

中共一开始将之视为“江浙财团”之骨干（他本人倒是坚决否认这个身份，称自己只以个人身份经商），积极通过“统一战线”拉拢。其人对共产党本身并无仇恨，随着共军在中国各地的军事占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解放区”内的各网点依然正常营业，配合新政府。

但其本人一直以治病为由呆在“解放区”之外的香港，没有返回已“解放”的上海。【在此期间】，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人民银行曾通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兑换一笔港币，因为业务办理期间的汇价波动，导致前者向后者发难，要求赔偿损失。

等到留在大陆的部分则在公私合营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等过程中被共产党掌握，就不可能有回来的打算了。

包天笑

• 背景：1876 年生人。作家，文艺界人士，“鸳鸯蝴蝶派”的开创者。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无甚交集。
• 选择：在 1946 年因为非政治的家庭原因移居台湾，1949年后移居香港。
• 后果：在香港出版了《影釧楼回忆录》。1973 年去世。比他小 19 岁的同流派作家周瘦鹃 1968 年在反右运动中自杀。

他在本书的作用，主要是见证了大陆易帜过程中的台湾民生状况，并在日记中留下了文献记录。

以此为界，之后列位人士在 1949 年之变的时间节点上都留在/前往了中国大陆。

沈从文

• 背景：1902年生人。1918 年小学毕业后参加湘西游击队。著名小说作家，有《边城》等作品。1927 年在胡适等人支持下在各大学任教。曾在报纸上批评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水平。
• 选择：北平易帜时在北大任教。
• 后果：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中点名批评沈从文，北平解放后北大学生将大字报贴进了校园。1949 年 3 月 28 日剃刀割颈未遂。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解说员、研究员。1988 年去世。

由于曾经在报纸上多次公开批评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水平，而郭沫若在“解放”后成为了文化界的高官，其人又睚眦必报，于是批判沈从文的大字报在共军进北平的第一时间就由北大学生中的中共党棍贴到了北大校园里。

类似于今天线上撕逼被人线下开盒，区别在于当时真的能做到“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得罪了中共领导干部，作为一个文科生中的纯文科生，那是真的连维持生活的收入来源都难找。

于是精神失常，并多次试图自杀，至少一次闹到了去医院急救的地步。

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职，将心思放在在古代服饰的研究上，再也没有精力、意愿、政治地位回到文坛。

竺可桢

• 背景：1890 年生人。1910 - 1918 年在美留学，哈佛大学地学系博士。回国后在多所学校担任教职。1936 - 1949 年为浙大校长。
• 选择：1949 年在上海坐等解放。
• 后果：1949 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长子竺津被划为右派后 1961 年 1 月 21 日死于劳教农场。本人 1962 年加入中共。1974 年去世。孙女竺明芝 1977 年患精神分裂症。

1949 年在教育部长杭立武的催促下，不带家属只身前往上海会面。在会面时拒绝了对方去台湾或广州的要求，并辞任浙大校长，只剩中央研究院的职位。

此时竺可桢尚有前往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开会的由头，但是护照和外汇的兑换都需要在广州操作，因此也未成行。

徐铸成

• 背景：1907 年生。1927 年在报业出道，在《大公报》、《文汇报》之间反复（后者多次停刊或被查封）。
• 选择：参加 1949 年中共组织的“知北游”，从香港经烟台前往北京。
• 后果：1957 年被打成右派。作为当局的卧底定期举报同侪的言行。1991 年去世。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不论是战乱还是政府审查，一直坚持办报，脊梁不可谓不硬。

到了中共建政后，问及个人能否在宣传机器之外办报纸，被中共文化口的官员一句轻飘飘的“眼下个人办报，实有困难”就给堵回去了，不见任何对媒体独立性的坚持。

肿么回事捏？

胡风

• 背景：1902 或 1904 年生。在国内辍学。1929 年赴日留学，1933 年因组织抗日文化组织被驱逐出境。回国担任“左联”宣传部长。抗战后在后方主编杂志。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自己人”。
• 选择：1949 年 1 月从香港经辽宁前往北京。以开国大典为灵感写作组诗《时间开始了！》
• 后果：共产党只把他当作暂时的“同路人”。1953 年开始“反胡风”运动，牵连上千人。1954 年彭真宣布其已经被逮捕。在北京关押十年半后被判处 14 年有期徒刑，刑满后仍未被释放，1979 年才出狱。在狱中精神崩溃，患心因性精神病。1985 年去世。

胡风被共产党排斥乃至抛弃，主要原因是持有自己的文艺思想，即便在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依然如此，不愿做白区党和宣传机器的应声虫，这就与共产主义的极权本质产生了疏离。

这种独立性的例子之一是【待补充】。而这个表达方式虽然由胡风署名，但其实来自于鲁迅。鲁迅和“左联”中的周扬的矛盾，比胡风更有过之。

因此，如果鲁迅活到中共建政会怎样，其实是一个不需要假设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有人拿高尔基做反驳的论据，殊不知老高在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用自己赚到的稿费维持列宁一伙在瑞士等地的“革命”活动，这种程度的支持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任何人做到过的。

张元济

• 背景：1867 年生。1892 年进士。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1902 年起任职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 选择：1949 年留在上海。后参加政协会议。
• 后果：海盐家乡的同族在土改中被清算。商务印书馆被公私合营。1959 年去世。

梁漱溟

• 背景：1893 年生。毕业于顺天中学堂，未受过高等教育。1917 - 1924 年在蔡元培的延揽下前往北大教印度哲学。离开北大后在河南、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以第三方面参与 1946 年政协会议。
• 选择：1949 年 12 月受邀从重庆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 后果：后无严重迫害。1988 年去世。

“乡村建设运动”实际就是“土改”的反义词。

柳亚子

• 背景：1887 年生。诗人。1923 年成立南社。1927 年因反对蒋介石清党而流亡日本。1948 年与宋庆龄一起成立“民革”，任秘书长。
• 选择：1949 年 3 月到北平。
• 后果：不受重用，甚至不如李济深、傅作义等降将。在京期间满腹牢骚，动辄打骂基层工作人员。1958 年去世。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就是应和此人而作。

文人以为天亮是鸡叫的结果，人菜而官瘾大，人格丧失之典型。

宋云彬

• 背景：1897 年生。1924 年加入过中共。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抗战期间担任出版社和杂志编辑。抗战后为民盟成员，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
• 选择：参加 1949 年中共组织的“知北游”，从香港经烟台前往北京。
• 后果：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9 年去世。

一个抽样数据点，可以让人了解什么样的人会在反右运动中被拎出来。

夏衍

• 背景：1900 年生。1920 年赴日留学。1924 年在日本加入国民党。1927 年四一二事件后加入中共共产党。
• 选择：1949 年 5 月参与上海接收工作，任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
• 后果：1954 年进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1955 年因潘汉年案被中组部隔离审查。文革中被判囚 8 年 7 个月，一条腿被打断，右眼近乎失明。1995 年去世。

上海解放后，白区党的干部要评定级别，确定待遇。夏衍同志获封“兵团级”，读之一哂。

随想

刚刚读完的时候，我对这本书有些失望。

对题目中的“1949 年”这一关键词扣题扣得有些过于死板了，展示的材料极少有早于 1949 年 1 月 1 日，晚于 12 月 31 日的。

而国共易帜的过程，无论是最本质的长达数年的军事对抗，还是让最广大阶层都有切肤之感的社会经济，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 1949 年之前，在当年基本已经尘埃落定。很多该有的想法早就有了，该说的话早就说了，能反映在这一年的私人记录中的实在不多。

作者在 2014 年有过一次讲座，其录音稿整理成了《1949 年：私人记录中的中国》一文，附于读道社版末尾。文中提到作者带有以下问题意识：

1. 国共以外的政治力量各自的判断、选择、方向、最后的命运——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是如何在中国大陆消亡的？
2. 知识分子和学生何以如此选择——言论出版自由、创作自由是如何消亡的？
3. 实业家和银行家的选择——企业自由、金融自由是如何消亡的？
4. 乡绅阶层在县城、小镇、乡村的出局以及消亡，农民、市民在巨变中的真实感受——土地私有、迁徙自由是如何消亡的？

以上问题恐怕无法从书中展示的材料得到明确的答案。

同样地，书中各位人士在作出历史选择之后的回报或者说代价，绝大多数无从在 1949 年就得到验证。书中只在各章的人物简介部分略有提及，无私人记录作为论据支撑。

有一种想法满分，但是成果居然需要老师捞一把才能上及格线的感觉。

孔飞力之问

《1949 年：私人记录中的中国》一文还提到：

国公政权的转移并非起源于国共内战，而应该上溯一百五十年甚至数百年，“孔飞力之问”已指向中国文明内部的危机。

而“孔飞力之问”，据陈时伟（美国伊利诺州湖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中华读书报 》2016 年 11 月 30 日 10 版《“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孔飞力其人其书及我的回忆》：

孔飞力对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叩问，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孔飞力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晚近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致力于从西方输入各种思潮，试图模仿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然而，西方思想的输入，不但没有为中国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中的保守和专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一再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在历史进程中，官僚制或许会提高和鼓励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地方政治具有更大的参与性，但到头来却是官僚制借“参与”加强了控制，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参与”和“控制”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最终被压在下面的，还是“参与”。对此，孔飞力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样看来，参与性和官僚制在一个封闭的历史结构中是有内在关联的。精英要求参政的热情的确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浪潮，但被推到浪尖上的确是官僚国家的制度，这也就是大浪潮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东西。”

所谓“第三势力”

民盟、民革等等党派经常被统称为“中间势力”或“第三势力”，言下之意国共两党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它们在两者之间居中调停。但是国共两党的共性远大于差异。

从政治主张来看，与共产党军事对立的国民党，在地缘政治上奉行民族主义，在经济上奉行统制经济，蒋介石甚至曾在 1938 年 5 月题为《抗战建国与三民主义》的庐山演讲中公然鼓吹过“法西斯蒂”，后又借抗战胜利大搞国进民退。法西斯与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实例。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国民党于 1924 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孙中山改组，其最大的改变就是采取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北伐战争就是以苏联人的卢布和武器作为物质基础的颜色革命，这也是北伐在中共的历史课本里被定性为失败的革命，败于“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原因。

“第三势力”要么可以说是国共狗咬狗之外的“第二”势力，要么可以更细分为“无数”势力，两种叙事都不应被理解成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和稀泥（个别流派除外）。

所谓“民国大师”们“毅然放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优渥生活回国”

国内文宣材料讲述曾留学海外的学者回国工作的时候，有个八股一般的表达就是“放弃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优渥生活，毅然回来建设一穷二白的祖国”。

彼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生活优于祖国的平民生活固然是事实，但是当时有能力留学海外的青年才俊，有多少是这个国家的“平民”？他们在国外的工作机会、晋升空间，真的比在国内的社会关系、国内社会对海归的追捧，所能提供的精神和物质利益更优渥吗？

根据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胡适先生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 (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学位）。以今天的标准看，不回国也就勉强拿到 all but dissertation 的 F1-OPT 签证吧。

1924 年老舍开始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教中国官话和古典文学。年薪只有 250 镑（后增为 300 镑），每周授课最多 20 个小时，假期每年有 5 个月。（BBC 中文《留学日记：老舍在英国》）如果没有后来受迫害的黑天鹅事件，能说回国是一个不利己的选择吗？

这就是卢昌海先生在《文科刍议——文科大师们的水平到底如何？》谈过的——

一方面，应该承认当时国内新式教育草创未竟的环境下，攀登国外大学学术门槛的客观难度；

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民国大师们的历史地位，至少有一部分赚的是信息差（就像今天从亚马逊到阿里京东），有同时代国内同行衬托的主观加成。

第三方面，我辈应该感到羞愧的是，正如唐德刚评价胡适时说的，“他们没有太大的进步， 时代也没有太大的进步啊。”

更不用说，留学的主力并非胡适这样，拿奖学金出国的普通殷实之家的孩子，而是齐邦媛的父亲那样的地方军阀或豪强家的少爷小姐，他们本就志不在学术，成就不问可知。

神格化

这些材料里还能看出毛泽东当时的神化水平。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组诗里面，提到老毛的句子简直肉麻得让人生理不适；很多党外人士，上台讲话居然也自发带头呼号“毛主席万岁”，这些人又没经历过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提到的整风，何以至此？

另一方面，从习近平这接近三个任期的表现来看，这种神格化是可能失败的，失败之后的样子是滑稽的（墙内用户请勿点击）。

再另一方面，习近平神化失败的结果之一，是前几任领导人的风评变好。“膜蛤”本来是对江泽民的讽刺和调侃，现在这些梗早已被小粉红接管，成了“永远怀念”的媒介；甚至拉萨之虎也成了忠厚长者，温影帝居然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者，简直倒反天罡。

这就引起了我的疑问，老毛当年的造神运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又是如何成功，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还成功吗？毛口碑的恢复，也会发生在习近平身上吗？

戈培尔的东西是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它只告诉人宣传应该做什么，而不涉及为什么，也不涉及如果不做某事会怎样的误差分析。或许需要学习一下日韩的偶像文化，毕竟那里样本量大。

霸凌、批斗、刑讯、处决

近日江油的社会事件，起因就是一起校园霸凌。

中共的批斗，实际上就是一种霸凌。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里面，以虚构文学描绘过批斗的情形。

但是这种描绘并不能让人理解，这种精神虐待和精神控制如何发挥作用，普通人又如何幸存。

我也曾在读小说的时候代入过自己，面对批斗时应当如何。结论是无能为力，霸凌尚存以暴制暴的可能，若以类似手段对抗“人民”，则“人民”可以凭数量“正当防卫”来私刑处决，死路一条。

或许需要学习一下警察学和审讯技术，了解所谓“心理防线”究竟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