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 本文包含关于令人不适的描写以及明史，阅读请慎重。
我年轻时就读过《古文观止》，那是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编选的一套文言散文集，上启《左传》，下至晚明，大陆初高中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绝大多数都入选了这一集子。
既然是“年轻时就读过”，那就约等于没读过，只是偶尔翻一翻，混个眼熟。某天灵光一闪，想看看那些生前素有文名，而因名获罪的文人是否还有文章流传，流传下来的文章又是否名副其实，于是想到了方孝孺。还真有，是《豫让论》（其实一共两篇文章，另一篇是《深虑论》，当时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文人论史的文章，其中叙事只是夹叙夹议的副产物，大概默认读者已经了解了相关史实，只能算是原有史料的读书笔记，或者时髦一点说，是衍生作品。所以当时不了解豫让的我，实际上没太看懂。后来在大三下学期，选修了一门《资治通鉴》导读课，豫让的故事算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一个尾声和回荡，而三家分晋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不久，是《资治通鉴》记录的开端。
话说晋国到了春秋末年，国君的能力和实力都已大不如前，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各家大夫手里，实力最强者为智氏，远胜过韩赵魏三家。智氏的倒数第二任大夫智宣子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选择了各方面才能优秀，但是“不仁”的智瑶。智瑶在智宣子死后掌权成为智伯，在一次宴会上公然羞辱了韩康子和他的谋臣段規。另一方面，赵简子选择了能把写有自己教导的木简时时记诵，并且带在身上的無恤作为继承人，还命尹鐸在晋阳经营，收买民心，以为退路。無恤即位后，史称赵襄子。
智伯仗势自己的实力不断向韩魏两家索取土地，两家畏于智氏的实力，每每割地示好，却希望别人出头教训一下智氏。赵襄子没有满足智氏的贪婪，于是智伯率领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襄子。襄子逃往晋阳坚守，智氏掘开晋阳旁边的晋水，水淹城墙，还向身旁的魏桓子和韓康子炫耀自己水淹的谋略。这一句话就提醒了两人，因为魏的安邑旁边有汾水，韩的平阳旁边有絳水。于是就在晋阳即将沦陷之际，赵魏韩三家结盟，反过来水淹智氏，夷灭了智氏一族。《通鉴》里还记了一句话，小孩子要把眼睛捂上：“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豫让此时在《资治通鉴》中登场，司马光着墨不多，更详尽的故事在《战国策·卷十八·晉畢陽之孫豫讓》，我们那门课中有引用。他本是晋国大夫中行氏的家臣，中行氏给他的待遇不好，于是跳槽到了智伯家，深受智伯宠信。智伯败亡之后，豫让逃入深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发誓要报仇。他先是身藏匕首化装躲在赵襄子家的厕所，襄子如厕时心惊肉跳，于是派人搜索，抓出了豫让。赵襄子感叹豫让的义气，将其释放。但是豫让没有死心，他在身上涂漆易容，还吞下炭块把嗓子弄哑，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化装成乞丐寻找接近赵襄子的机会。终于有一次赵襄子出行要经过一座桥，豫让埋伏在了桥下。可惜赵襄子的马“提前受惊”，豫让再次被捕。豫让不想再成全赵襄子宽宏大量的美名，主动要求伏诛。襄子感怀其忠义，脱下自己的外袍，命人举着袍子，豫让再三跃起，以匕首刺袍，然后伏剑而死。
虽然豫让漆身吞炭之后连妻子都认不出来，但是还是有朋友认出来了，朋友不解，若是智伯投降赵氏，得到了赵襄子的器重与信任，到时行刺岂不更容易成功，又哪用得着受这些苦呢？豫让则认为不行，那样做是“懷二心以事君”，如果赵襄子真的信任了自己，那么复仇就变成了为了旧的知己而杀害新的知己，而且违背了君臣之义。他自己做这么困难的事，就是想让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
以上就是《豫让论》评论的对象。那么他是怎么评论的呢？文章开门见山，立场先行：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也就是说面对堪称知己的主君，臣子应该做的是全力发挥自己的智谋，将祸患消弭于无形，让自己和主公都能保全，将生前身后的荣耀留在史书上，那才叫爽。没能在祸乱发生之前平息掉，却在失败已成定局之后才捐躯殒命，豫让的做法是沽名钓誉，吸引世俗的眼球，为君子所不取。后文结合着我们前面讲到的故事，分条缕析地论证了一番。当然结尾还是给豫让留了一点面子——虽然豫让称不上是一名国士，但是比起早上起来还是仇敌，下午就变成别人臣子的人来说，还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读完文章，一声长叹。
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早亡，于是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分封朱标的几个兄弟为王，有互相牵制，拱卫京师之意。然而就在朱元璋的晚年，除了燕王朱棣之外的几个年长藩王先后去世，再也无人能制衡燕王。朱允炆登基之后，任用齐泰和黄子澄，未有深谋，激进削藩，不久，燕王朱棣举兵“靖难”。
方孝孺也并非无所作为。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削藩之时，他曾建议“以德化道之”，实际上就是委婉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燕王进兵至大名府时，他曾建议一方面派遣使者传信稳住朱棣，另一方面派遣关外将领入关进攻燕王后方。自己在北方的门生口中得知朱棣和他的世子朱高炽不睦，又修书劝降朱高炽，离间朱棣父子。直到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他仍坚持固守待援。
可惜这些努力没有回报。年轻的建文帝意气风发，哪里听得进徐图缓进的建议？朱棣发现后方有难，居然修书和建文帝叙说起人情信义，而建文帝居然因之几欲罢兵，朱棣趁此机会偷袭南方粮道，大挫南军士气。朱高炽对离间计的处理也滴水不漏，将书信和信使原封不动押送前线。至于南京城破之时，守城的功臣二代李景隆开门而降，诸位藩王则早已开始和燕王互道辛苦……
故事的结局让人不忍卒读，小孩子更是必须回避。因为打算发在微信等平台，审核人员辛苦，还是直接上原文吧：
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经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援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氏，妻与诸子皆先经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时，孝孺目之，泪下。孝友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澘澘，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士论壮之，以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连袂桥水死。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
议论方孝孺议论豫让的文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倒不是因为国人讨论问题经常“诉诸身份”，而是这种套娃式的议论实在是容易流于“哀之而不鉴之”的浅薄，以及有给自己立 flag 的危险。
不过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豫让论》中多次出现的关键词是“忠”，比如“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而在《资治通鉴》和《战国策》中，“忠”字只出现了一次，赵襄子所赞美的，是豫让的“义”。在豫让的年代，主公与谋臣的关系，更接近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主公向谋臣支付自己的信任，承担失败身死的风险，享受采邑臣民的利权；谋臣支付自己的智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豫让的所作所为，是在践行自己的个人意志，而非履行被动的义务。
只是这种分工之“义”，在一代又一代“博学鸿儒”的改造之下，逐渐成了臣子单方面的“忠”。在豫让之时，劝谏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尚且困难无比，在一个以忠为纲的帝国，皇帝就成了国家机器上最大的单点故障隐患，民怨积累而沸腾，便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循环。
跳出历史的弹道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道德除了具有人们普遍承认的模糊性之外，在百年以至于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还是一个时变函数。赵襄子尚且将座车收入府库，三日不食，纪念豫让；到了方孝孺的时代，豫让就变成了“钓名沽誉，眩世炫俗”，正确的做法是再三劝谏，“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再后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帝王将相在权力斗争的战场上，开发自己的政策工具箱的时候，想到过自己的小小发明可能会塑造百十代人的道德观念吗？不能不慎之又慎啊。
不过应该是我多虑了，像我这样的蝼蚁，时代的车轮碾过之时，外骨骼碎裂的声音和引擎的轰鸣相比，不值一提。